《資治通鑑》非“權謀之書”也不是“帝王教科書”
張國剛
主題：《資治通鑑》裡的“通”與“識”
時間：2022年1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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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：線上直播間
嘉賓：張國剛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，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
主持：賈雪飛中華書局上海聚珍公司閱讀推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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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《資治通鑑》，“讀者如飲河之鼠，各充其量”
賈雪飛：張國剛老師的《〈資治通鑑〉通識》8月由中華書局上海聚珍文化出版，問世兩週就開始重印。我想，這不僅意味着讀者認可張老師的學術研究，也反映了讀者們對《資治通鑑》的興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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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老師可謂當今解讀《資治通鑑》的第一人。之前他著有《與家國興衰》，2016年出版，後來入選“中國好書”，現在銷量是20萬冊。《資治通鑑》走向普通讀者，應該就是自《與家國興衰》始。後來張老師又出版了《資治通鑑啓示錄》《治術：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》等幾本研究、解讀《資治通鑑》的著作。他解讀得非常到位，讓人一看就能明白，能夠從中獲得很多學識。
有些學者只做專業研究，這讓我們非常敬仰；有些學者，除了專業之外，管理能力也特別強，張國剛老師正是其中之一。我猜這與張老師研究《資治通鑑》有關，他應該是從中獲得了一些啓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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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老師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並閱讀《資治通鑑》呢？
張國剛：我讀《資治通鑑》很早，小的時候我姑父送我一部舊的線裝書，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掃葉山房石印本的《綱鑑易知錄》。我真正開始讀《資治通鑑》是上研究生期間，認真、系統地進行了閱讀，那個時候主要是找史料。
我受鄭天挺先生傳統的影響很深，跟隨他的學生楊志玖、王玉哲、楊翼驤等先生學習。鄭天挺先生從北京大學來南開大學之後，講“研究斷代史要‘精讀一本書’”——學習明史，當然要讀《明史》；隋唐呢，最好讀《資治通鑑》。因爲我做唐史研究，所以《資治通鑑》裡隋唐之前的內容都是大略翻翻，而隋唐以後我都是做卡片的。
那該如何評價《資治通鑑》呢？我覺得可以用宋元之際史學家、注《資治通鑑》最權威的學者胡三省的一句話：“讀者如飲河之鼠，各充其量而已。”《資治通鑑》如同一條長河，我們在其中能喝多少就喝多少，肚子小就喝少點，肚皮大就多喝，多大的肚子都能喝。
讀《資治通鑑》，我們會有一種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感覺。它不是一本故事書，讀完就完了。經典如《論語》《老子》《莊子》，它們之所以是經典，就是因爲其中任意一句話，都可以讓你從各個方面去琢磨，你可以不斷地去闡發它。
我們把春秋戰國叫“軸心時代”，說當時的思想是人類最早的超越和突破。《資治通鑑》其實也有這樣的價值。
《資治通鑑》篇幅很大，294卷，300多萬字，是一部集體編纂的書。
司馬光自己寫過一本《稽古錄》，按照中國避諱的傳統，這本書避了他父親司馬池的諱。比如在寫秦昭襄王和楚懷王澠池之會的時候，“池”這個字他就進行了避諱。可是在《資治通鑑》裡，司馬光沒有避諱，因爲這是國家工程，集體著作，只能避國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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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因爲是國家工程，所以編纂《資治通鑑》，司馬光字斟句酌，在材料、敘述、評論上都非常審慎，至少花了20年時間。我在書裡寫到，司馬光在宋仁宗嘉祐末年，就已經有了編纂戰國到五代歷史的初衷，拿到編寫《資治通鑑》“項目”的時候，他已經寫完了《通志》八卷（《周紀》五卷、《秦紀》三卷）。所以《資治通鑑》裡面的內容很值得琢磨。
求真是史家的職責，求用是讀者的訴求，但只有“真”纔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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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雪飛：與“二十四史”相比，《資治通鑑》書寫歷史的獨特之處在哪裡？
張國剛：我舉一個例子，高歡是渤海蓚人，屬於漢族高門，是長孫皇后的舅舅，他是東魏做的權臣，而且已經鮮卑化了。他晚年四十九歲的時候，眼看跟西魏的戰爭沒完沒了，很難實現他的抱負，他讓手下將領敕勒人斛律金作《敕勒歌》——“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”，高歡一邊唱和，一邊老淚縱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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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資治通鑑》裡的這個情節真的讓人非常難忘。司馬光不太寫這些傷感的東西，但從這個情節可以看出司馬光是有能力寫的。
還有一個例子，我在《〈資治通鑑〉通識》這本書裡提到，《資治通鑑》是給皇帝寫的書，宋朝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講忠——西漢人講孝，東漢人講氣節，唐朝人講才能，宋朝人講忠——所以宋朝統治者要構建忠臣的榜樣，但在這個問題上，司馬光沒有委屈史料來推行政治正確。
比如五代（後梁、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）時期有個著名人物馮道，歐陽修在《新五代史》裡對他非常不齒。後漢皇帝劉知遠死前，他託孤老臣，其中一個人是後周的開國者郭威，這是後周第二位皇帝柴榮的姑父，也是他的義父。這些老臣對後漢末帝和他的母親、兄弟不滿意，末帝的母親想任用孃家人，但是遭到了老臣們的抵制。結果末帝就把在首都開封的幾個老臣都殺了，柴榮、郭威的家小也都給殺了。郭威當時在前線抵禦契丹，逃過一劫。後來，郭威就率兵打進了開封。按五代的傳統，郭威可以取代後漢當皇帝。馮道當時是太師，做出了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，對郭威不下拜，就作了個揖，反而是郭威對他下拜行禮。《五代史闕文》裡有一條材料就說，因爲馮道的舉動，郭威的篡位之心得到了遏制。
對於這個材料，司馬光不僅沒有采納，他還做了辨析。他通過分析當時五代的局勢，認爲“漢之宗室（劉）崇在河東，（劉）信在許州，（劉）贇在徐州，若遽代漢，慮三鎮舉兵以興復爲辭，則中外必有響應者，故陽稱輔立宗子”，正是這個原因，郭威才表示謙卑，請太后迎哩劉贇。“俟其（劉贇）離徐已遠，去京稍近，然後並信除之，則三鎮去其二矣，然後自立，則所與爲敵者惟崇而已”。從這個例子裡，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是有政治智慧的，分析合理，哪怕他不符合宋代崇文抑武、要求尊敬士大夫的意識形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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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，司馬光在處理材料的時候是求真的。求真是史家的職責，求用是讀者的訴求。但是隻有“真”纔有用，“真”是前提。當然，這個“真”怎麼表達，怎麼書寫，史家也有他的目的、訴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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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資治通鑑》一直寫到了宋英宗時期。司馬光是在貫通古今的宏觀視野下來寫歷史，這也是爲何這部大書到現在也不能被取代的原因，它把很多重要的歷史詳盡地寫了出來。
我經常講，從學術研究來說，我們要向未知領域進行開闢，比如研究家庭史、社會生活史等，這當然非常重要。但是歷史作爲治國理政的經驗，還是要研究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。亨廷頓講現在是文明的衝突，那一定是大的歷史面向的衝突，這不是狹義的生活史、文化史所能取代的。雖然現在很多歷史研究者注重挖掘細節，但我覺得細節往往是要掛在大的歷史事件下進行敘述的。
賈雪飛：我作爲編輯，在讀張老師著作時，能體會到一種生命的感受，從“讀”到“知道”一本書，再到最後用心和情感去感觸，那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有讀者朋友跟我講：“這本書太好了，我處在人生困頓期時，看了幾篇，我就覺得我的人生開朗了，從困境中跳脫了出來。”很多人讀了張老師的書，都有很大的受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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韜略智慧是歷史本身展現的，《資治通鑑》把政治實踐進行了還原
宋晨希：從古至今，很多人都將《資治通鑑》看作是“帝王教科書”，認爲這部書是政治家看的，裡面都是治國的方法，還有一些權謀之術。您認爲如此評價是否正確？
張國剛：每個人的訴求不一樣，自然從一部史書裡看到的內容也就不同。不過在歷史上，司馬光是一個老實人，不搞陰謀詭計，所以他也不會寫陰謀詭計的書。
北宋有個平章政事（宰相）名叫章惇，他和蘇軾是朋友。章惇考了兩次進士，第一次考上了，但是因爲侄子考中了狀元，他不服氣，又考了一次。可以說，章惇才華很高。有一次，章惇跟蘇軾一起遊玩，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有個獨木橋，下面是萬丈深坑，蘇軾不敢走，章惇就很快走了過去，在那邊寫了一個“蘇軾，章惇來”。蘇軾說，你這個人對自己太狠了，將來能殺人。
到了元祐更化早期，章惇對司馬光很不好。蘇軾就跟章惇說“溫公是個老實人，你不能老諷刺人家”。司馬光廢王安石變法，蘇軾覺得王安石的免役法還是不錯的，應該保留，但司馬光呢，全廢了。蘇軾氣得說他是“司馬牛”。
我覺得，《資治通鑑》給人韜略智慧，有講解帝王術的感覺，是因爲他記載上層史實比較多，是從家國興衰、治國理政、興亡成敗這個角度來撰寫的。胡三省說：“爲人君而不知《通鑑》，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。爲人臣而不知《通鑑》，則上無以事君，下無以治民；爲人子而不知《資治通鑑》，則謀身必至於辱先，做事不足以垂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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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是人走過的路，我們不知道，司馬光把它記下來了。司馬光作爲一個從小就癡迷、敬畏歷史又有豐富政治經歷的人，他寫歷史，而且還有一個班子給他幫忙，這種事屬於空前絕後，自然會將歷史的豐富性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宋晨希：與紀傳體史書和典志體史書比如“三通”（《通志》《通典》《文獻通考》）這樣講制度的史書相比，《資治通鑑》有什麼獨特的價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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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國剛：我們可以將其與司馬遷的《史記》進行對比。《史記》屬於“私活”，司馬遷的父親寫了不少，司馬遷又進行補充。《史記》雖然號稱記載了3000多年曆史，但是春秋以前的內容價值不大——比如《五帝本紀》佔了很長時間，但內容很少；《夏本紀》《殷本紀》《周本紀》也比較簡單。第一個傳記《伯夷列傳》後面，就到了管仲、晏嬰列傳和老子、韓非列傳了。我們可以看到，《史記》主要是聚焦在春秋戰國以後，時間相對比較短。
而且紀傳體史書和編年體還不一樣，編年史不能寫成“斷爛朝報”，事件之間還要有聯繫，這一點上，司馬光其實學了《左傳》。
我們的制度史當然是以《通典》爲代表的，可上面記載的制度都是死的。制度史的關鍵變化是政治活動，只有政治生態、政治實踐才導致了制度變化。如果要真正研究漢唐間的制度變化，光看“三通”、光看“二十四史”裡的《志書》，我們無法弄清制度背後的原因。
比如宰輔製爲何要轉變？漢武帝以後，中尚書（中書）取代了原來皇帝一君獨大的情況。他既要保證自己不用事必躬親，同時又要防止大權旁落，所以漢武帝建立了中朝，設立了錄尚書事。錄尚書事的變化、丞相制的出現，包括後來肇始於魏晉的三省制，都跟政治有關係。
研究政治制度史，離開了政治實踐，是寫不通的，它只能把過去史料翻譯成現代漢語，這也是我們過去讀制度史發愁的原因，會覺得制度史就是一個個官職、機構名詞，而《資治通鑑》則把這些政治實踐完整還原了出來，它比較忠實地記錄了1362年的興衰，重要的人物和制度變化都在這裡面。
出土文獻一定比傳世文獻更真實？要用歷史邏輯討論史書的價值
宋晨希：《資治通鑑》卷帙浩繁，是否有一些閱讀的主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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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國剛：我們讀起來難的原因，是頭緒太多，但我們沒必要從頭讀到尾。所以我選了重要的人物和事。
如果讀我那幾本關於《資治通鑑》的著作，可以先讀《與家國興衰》，有助引發興趣。在那本書裡，我第一個講了“當仁君”，第二個講了“爲人臣”，第三個講了歷史變革，每一個故事都是有主題的。書裡是有思想的，我希望總結一些人生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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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繼續讀，可以讀《治術: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》，有了一定歷史基礎之後，你再看《通識》，你就有更深的感受。
關於人生智慧的感受，我舉一個例子，三國時期桓範（桓溫的祖先）和曹爽都是安徽人（曹操也是安徽亳州人），《資治通鑑·魏紀》記載：“爽以桓範鄉里老宿，於九卿中特禮之，然不甚親也。”因爲桓範是老鄉又是年長的人，有學問，還是曹爽的智囊，所以曹爽特別以禮待之，但是他們兩個人不甚親近。後來司馬懿讓桓範當禁衛軍二號人物——中領軍，這原來是曹爽弟弟率領的軍隊，但是桓範沒有去，他想天子在外，應該去投奔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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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中我受到什麼啓發？我去見我老師的時候，自然也會恭敬謙卑，但是不甚親。在生活當中，當你年資高了，對你恭敬的人就會變多，但還是要以常理對待。我讀了這一段，就得到這個聯想。
宋晨希：在歷史愛好者和一些學術研究羣體中有這樣一句話：“引用《資治通鑑》中唐以前部分的人多爲外行。”包括我們閱讀歷史書籍，也幾乎看不到《資治通鑑》中唐以前的史料被引用。而您在寫著作的時候着重發掘了《資治通鑑》裡唐以前的內容，您覺得它的價值在哪裡？
張國剛：我從兩個方面談。第一個，就新材料說，《資治通鑑》是有貢獻的。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陳勇教授，就發現《資治通鑑》裡很多史料在正史裡是沒有的。
司馬光時代存在的許多書，有些我們現在看不到了，比如剛纔提到的桓範，他的書就佚失了。但是在魏徵編纂的《羣書治要》裡記載了桓範的書籍，寫到商鞅有一個門客叫屍佼，屍佼有句話很有名：“無私，百智之宗也。”——根本的智慧來自於無私，不要偏私。
還有我在書裡也提到，趙襄子爲何被趙簡子選爲接班人，《資治通鑑》和《史記·趙世家》用的材料就不一樣，《資治通鑑》裡的有些記載也不見於《戰國策》等書，這可以證明司馬光有新的史料來源。
《資治通鑑》裡也有一些錯，比如搞錯了蘇秦、張儀的年代。後來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資料以《戰國縱橫家書》爲名出版，根據帛書材料記載，《史記》裡蘇秦、張儀的很多內容搞錯了，司馬光也延續了這些錯誤。
不過，我現在認爲或許這並不是司馬遷、司馬光搞錯了。之前我們總以爲出土文獻要比傳世文獻更真實，但是我們現在出土文獻多了，發現裡面荒謬的內容也很多。比如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》裡的《趙正書》說，秦二世在位時期，大將章邯殺了趙高，而不是像《史記》說的是趙高殺了秦二世。現在，很多學者認爲《趙正書》類似於小說，並不真實。還有《竹書紀年》裡說伊尹篡奪了王位，然後太甲把他打敗。但是我們看出土的甲骨文記載，祭祀伊尹的規格一直保持和商湯一樣。那商朝統治者子孫不知道伊尹是篡位的麼？
第二個，要用歷史邏輯討論史書的價值。我們研究史料有一種是考證，學者必須要引最早出處的文獻。比如研究唐史，你引清朝人編纂的《全唐文》好像就不對；如果《文苑英華》有，你就要引《文苑英華》；如果《舊唐書》《新唐書》都有，你就要引《舊唐書》。這麼來看，確實《資治通鑑》唐以前部分價值不大。但這種行業規則其實不太重要。
《資治通鑑》的重要性在於，司馬光編輯了很多資料，讓我們看到事情發生的因果。舉個例子，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睿，這個人在《三國志》裡你不太能完全瞭解清楚。但是《資治通鑑》爲了闡明曹魏爲何失敗、司馬家族爲何會取得政權的問題，司馬光把相關的史料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展示。在《卷七十三·魏紀五》就記載了，從明帝青龍三年（235）四月開始，“帝好土功”“帝耽於內寵”以及一系列窮奢極侈的昏庸行爲，繼而在景初元年(237)也連續記載了魏明帝移長安鍾簴又不聽大臣諫阻等荒唐行爲。司馬光的意思是，魏明帝如此昏庸，國家還會不出問題麼？
這種追述的敘事方式來自於《左傳》。《左傳》開始都是寫“初”怎麼樣，然後進行倒敘，追根溯源。這是在“二十四史”等正史裡看不出來的。
還有“淮南三叛”，也就是曹魏後期，掌握軍事重鎮壽春的統帥三次反對司馬家族的事件。在這期間，沒有人爲曹魏說話，導致“淮南三叛”最終失敗。在第二次平叛的過程中，司馬家做得非常到位。當時，曹魏三路軍伐吳，東吳老將丁奉利用魏將輕敵，擊敗魏軍東路人馬，其餘兩路也燒營而逃。司馬師主動承擔責任，引咎自責。所以，研究三國史，史料未必從《三國志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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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馬光將史料建成了一個“集團”，一個組合，讓它具有更大的說服力。
一般人評價史料的時候，其實不注意這一點。很多人都認爲，最早的記載就是真實的，這是用最簡單的形式邏輯來討論史料價值。我們應該用更高級的歷史邏輯討論史書提供的價值，包括徵引的價值。
賈雪飛：我們這本書定名爲《〈資治通鑑〉通識》，所謂“通”，就是希望幫助大家“通古今之變，識興衰之源”，帶給大家一個宏觀的視野。“識”則是希望大家藉此可以“通世事人情”，學會爲人處世，讓你更好地去面對周邊的事情，讓自己變得更通達。
